年代剧《生万物》何以打开观众的“情感阀门”？

近日，由杨幂、欧豪、倪大红、秦海璐、邢菲、林永健等人参演的年代剧《生万物》引发收视热潮和广泛热议。该剧改编自赵德发的小说《缱绻与决绝》，以鲁南农村土地变迁为背景，讲述了以宁绣绣、封大脚、费左氏为代表的宁、封、费三个家族、两代人的命运波澜与时代沉浮。剧集通过内聚焦视角与“反人设化”的真实人物塑造为观众展开一幅山东农村变迁的历史长卷，在中华民族古老的恋土情结中呈现国族寓言，引发广泛的情感共振。

内聚焦视角下的共情叙事体验

在电视剧《生万物》中，编剧王贺并没有沿用原著所使用的全知视角，而是借用宁绣绣的眼，看见一群人、一段历史、一个民族。而宁绣绣贯穿整个剧集的自述，不仅是该剧巧妙运用内聚焦视角的表现，更是让观众产生共情的基本认知框架，并最终使其变成了一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传奇史诗。

在《生万物》的内聚焦视角下，观众被置于宁绣绣的位置上，直接体验其情感和思想，所有在天牛庙村与绣绣相关的人或事件都要经过她这个“信息中转站”、产生对照、映射或新的意义之后，再到达观众的接受层。

例如当费文典牺牲、费左氏趋于疯魔，被赶出费宅的宁苏苏与郭贵耀相爱并怀有身孕，这一行为置于当代社会尚且存在一定的伦理争议，然令观众惊讶的是，身处旧社会的绣绣对此只是希望自己的妹妹能幸福，并帮助其隐藏孕肚直至生产。从“隐藏孕肚”这一行为来看，绣绣并非对时代的伦理纲常毫无意识，也并非在思想上有着超越时代的先锋性，她只是对现实的决绝有着清醒认识，但仍愿意用心灵的缱绻去守护家人。宁绣绣做出的一次次选择，都在无形中改变或丰富了观众原本的认知，故事的表意空间也得到了延展。

同时，内聚焦视角制造的限制性与悬念，也大大增强了观众在观剧过程中的共情体验。观众被限制在聚焦人物所知的范围之内，对于未知的、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隐性期待不仅打开了观众的想象空间，也不断激发情绪的高潮点。

剧集接近尾声，此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，土地改革也已获得阶段性成果，天牛庙村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相，虽然绣绣的父母、妹妹、公婆等亲人均已离世，只剩下大脚与之相伴相守，但一个在平常不过的午后，大脚带领群众组织抗洪却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们和绣绣一样，永远无法得知这片土地最后如何对待大脚，唯有站在门内痴痴地等。

剧集结尾时，编剧让满脸皱纹的绣绣站在自己曾经的闺房内，看见了亲人、朋友、丈夫，这种“走马灯式”的设计让观众再一次通过绣绣的眼回顾这段历史及当中活生生的人，使得观众被搁置的期待在这一刻得到了另一个层面上的满足，同时也将其情绪推向高潮。

“反人设化”的真实人物塑造

在近几年的剧集创作当中，“人设”成为大众讨论的热点之一。部分创作者以被市场验证过的作品为案例，在构思阶段就根据大众欲望需求对人物进行编码、组合，形成了观众能够轻易辨识的“人设”模式。这种“人设先行”的创作方式不可避免地让剧集陷入同质化的窠臼，其取代了传统文艺作品中人物的个性化、成长的弧光，缩减了深入探讨人性的叙事空间，同时也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意蕴。

《生万物》则跳出了这一创作困境，最大限度地延续了原著扎根现实的泥土气息，塑造出以宁绣绣、费左氏、宁学祥等为代表的“反人设”人物形象。

宁秀秀作为封建财主家的大小姐，善良、坚韧、知书明理，在遭逢意外下嫁封大脚成为锄地户子家儿媳妇后，仍能将苦日子过出花，甚至用自己的智谋和超前认知影响着亲人、朋友、乡亲，带领他们走向光明。

但编剧没有停留在这种刻板的“大女主”人设上，绣绣出生于封建时期的农村，其家庭虽然提供了读书学习新思想的条件，但她这一辈子从未离开天牛庙村，在这种封闭环境之下，其认知必然有限、进步思想也必然具有脆弱性和不彻底性——剧中绣绣虽与父亲断绝关系，但危急时刻仍顾虑着宁学祥的安危及其作为财主的利益；与此同时，下嫁之后她也并未逃脱出以“夫为妻纲”为代表的封建伦理纲常束缚。

反观另一女性角色——费左氏，她作为封建财主家的遗孀独自撑起偌大的费家，虽为女子身但有着不亚于男性的刚强和理性，在乱世中守护着世家大族的体面和尊严，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。然而十里八乡对她的尊重与她的美好品质并无关联，人们广为传颂的是“费家嫂子洁身守道，乃大德之人”。

在剧集的呈现中，费左氏绝不像看起来这么仁慈、宽厚，她阻止绣绣进门、与宁学祥恶意争地、暗中转移粮食、毒杀宁苏苏与郭贵耀。虽坏事做尽，但仍给观众留下了理解的余地——费左氏一生只为费家而活，成为一块“行走的贞节牌坊”乃是身处封建乱世的生存之道，她清醒着沉沦，被伦理纲常吞噬女子的生命力，被永远囚禁在深宅大院内。

而宁学祥作为典型的封建财主代表，视地如命且被冠以“宁老扣”的恶名，他不愿卖地救女的行为激起了观众的大规模声讨，加上其压榨佃户和扎觅汉、拒绝开仓放粮、阻止绣绣种丹参、强娶银子等，一系列恶行在前期成功塑造出一个狡猾、贪婪、冷漠的地主形象。随着日本人的入侵，天牛庙村也难逃厄运，在民族大义与生存危机面前，宁学祥最终选择将自己的粮食和土地充公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编剧并没有强行“洗白”宁学祥，事实上包括宁在内的祖上三辈都是一方财主，特权阶级只有在自己的底层利益被动摇时才会真正妥协，而他们“良心发现”“追悔莫及”的可能性是非常细微的，至少顽固的宁学祥不会。从价值观或是中华传统美德上说，他是可恨的，但作为一个角色，他又真实得可怕。

《生万物》的“反人设化”创作方法，将社会意义上“好”与“坏”的界限再度模糊，深入探讨封闭环境对人异化产生的影响及人性多变等深刻问题，向观众展现了一幅封建地主时期山东农村地区的人物生活图景。

恋土情节中的国族认同

土地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承载着超越物质的意义，它既是生存的根基，也是精神的归处。《生万物》深刻把握了这一民族心理，通过人物与土地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，构建起一套有关家国命运、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隐喻系统。

剧中几乎每一位主要角色的命运都与土地紧密相连。宁学祥视地如命，甚至不惜以亲情的断裂为代价守护祖产；封大脚作为“锄地户子”，一生匍匐于土地，最终也为守护堤坝与田亩而牺牲；宁绣绣虽为女性，却凭借对土地的尊重与理解，逐渐成为凝聚乡邻、推动变革的精神纽带。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，更是情感与道德的尺度，是人物行为逻辑的内在驱动力。这种“恋土情结”并非简单的保守或落后，而是在动荡年代中个体寻求稳定性与延续性的本能反应，也因此成为国族叙事的基础。

非常典型的是，剧集通过“烧毁庄稼”这一关键情节，将个体对土地的眷恋升华为集体性的民族大义。当日军占领天牛庙村并强占土地与收成，试图将这片孕育生命的土壤变为侵略战争的补给线时，宁绣绣毅然组织乡亲亲手焚毁即将成熟的庄稼。这一行为充满了象征意义：对于视土地如生命的农民而言，焚烧自家粮食无异于撕裂自身的血肉，然而正是在这种极致的痛苦与牺牲中，个体“恋土”的情感发生了质的飞跃——土地不再是私产的象征，而是必须用极端手段守护的民族尊严与自主权的载体。通过这一决绝的行动，农民们自发地从土地的“守护者”转变为国家的“捍卫者”，完成了从乡土情感到国族认同的升华。

《生万物》通过土地这一媒介，自然唤起观众对“家园”与“根脉”的共鸣。天牛庙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村庄，更成为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集体记忆的象征。观众在弹幕中写下“这像是我爷爷奶奶的故事”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家乡村的老照片，甚至自发前往山东取景地“朝圣”，这些行为无不表明，《生万物》成功激活了一种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土地认同，而这种认同，正是国族认同最朴素也最坚实的情感基础。

民族的情感共同体并非凭空构建，而是源于千万个体对脚下土地的缱绻、对生存现实的决绝，以及在历史浪潮中一次次选择与牺牲所共同织就的记忆之网。这正是《生万物》作为一部年代剧，所能抵达的最深刻的国族叙事和爱国主义。